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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提高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持久性的物质载体是不断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功能。

但是，根据笔者的了解，这套书与刚才提及的那套相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25]而且从该书的作者看，根据1997年版的教材，有徐静村、左卫民、龙宗智与谢佑平，不仅仅在今天，在当时也属于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在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

其二，何美欢教授主导的案例教学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笔者拟首先分析案例教学法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以厘清它与正宗的、原滋原味的案例教学法的关系。这表明：一旦外在支持消失了，中国式的案例教学教材的编著则不能维持，作为教学方法的案例教学法就没有继续的动力，因为它与传统教学方法差异太大，且成本高、效果也不彰。[30]前注[26]王利明 叶林：《试论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育学法》。在我看来，这就是何美欢案例教学法在中国的致命伤：这一教育是由何美欢教授一个人支撑下的法学教育。

而且，从该文论述中国实施中国式案例教学法的意义中，可以看出其主旨与徐静村教授在该书中的表达在时间上有很大的继承性（虽然这种关系可能是构建的），因为作者在该文中作表达的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批判与对新教学方法的描绘与分析与徐静村教授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编排上、叙述上很一致。[60]对此，参见前注[24]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下）。所以，古代司法的终极价值并不在于一丝不苟地实施法律，而在于通过司法维护建立在情理基础之上的儒家所倡导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许多观点有较为深入严密的论证，许多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会议交流既可看到法律史学者的学术努力与智识贡献，又展现了学术研讨的活力与价值。对神秘数字的起源及含义的理解，有助于搞清一些法律制度的起源并准确把握其意蕴。同时要改变以部门法史体系一统天下的教材编写模式，增加专题法史、法社会史和法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中国法律史教材的内容。其次要尊重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整体性，不要抓住片断史料随意发挥，以致提出违背古代法律基本精神的论点。

［13］二、法律史学科研究方法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互动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是判断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标志，方法的改进总能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他们的活动对法律的实施、法律实效及法律社会变迁都有重大影响。

特别是对新建立的尚未发展成熟的学科，更需要认真地研究，审慎地对待学科的合并或分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而三方竞争中有妥协的利害关系，以及时有差异的目标，导致了各方在帝国司法实践中采取了并不完全相同的立场，并互相推卸造成 司法不公及腐败的责任。传统中国法的运行经验对处于矛盾多发期的中国法理学改写它有关法的实施和适用的部分，以及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造问题是有意义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特别强调职业法学家必须持守经年形成的法学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正是根据法学的思考方式，法学家们通过法律的历史性维度的观察，在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之辨析论证中寻找到法律的理性及其原则。［23］ 贺卫方教授在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会议研讨发言。最后，张晋藩先生对本次会议作了简要总结。因此，法学历史主义的基本立意在于以历史哲学省视法律现象，自法律哲学检阅历史过程。

法官、司法和法理在宋代史料中反复出现，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历史的偶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罗马法的研究。

［2］ 许章润：《法学历史主义论纲》，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许章润教授的大会主题发言。法律史的学科史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侧重本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的被称为内史（internal history）范式。

陈景良：《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本人会议研讨发言。法律史学与学科制度有关很强的相关度。另一方面，司法判决更不能与儒家礼教伦理价值目标和法不外乎人情的大众法律意识相悖。［23］在法律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方面，也有学者对法律史学的法理化现象表示了忧虑，认为法理学者加入法史学会和法史学研究，固然可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是却更加重了中国法律史学界原有的以史带论的风气。［25］ 徐世虹：《近年来＜二年律令＞与秦汉法律体系研究述评》，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本人会议研讨发言。［18］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法史学挑战的回应，舒国滢教授通过对法律历史性的考察，认为法律既包含理性要素，也包含一个时间（历史）要素。

以色列的法律部分是传统的历史法律，特别是在婚姻和离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传统对当代中国理学构成了挑战，也说明了法律史学从材料出发，透过方法，致力于人类关于法的经验、智慧和理想的探索，它既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理论的，它是法学中最富实证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学科。

在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化问题上，刘教授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强调法史学科的史学属性和政治属性与近年来有学者强调要注重法史学科法学属性的认识和研究的观点，认为中国法律史学是一门具有法学的属性，又具有历史学的属性的二重性质的交叉学科。［21］张薇薇博土认为中外两个重大的法史研究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问题。

第四，法律的历史性意味着法律本身借助自己的知识系统和思想体系，即法学，准确而言是历史法学或者法学历史主义而获得了思考过去并有选择地遗忘，从而给自己创造未来的能力。对于中心的研究任务，张晋藩先生有了很多考虑和设计。

在法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上，在运用现代法学知识去分析古代法律问题时，首先要尊重古人的法律观念，不要随意将今人的法律观念强加于古人。该学者将台湾法制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台湾的政治环境和法学环境造成了法制史教育与研究的双重危机，这些危机来自于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法制史学的总体衰弱。不过，台湾法制史学的学术根基深厚，学人不渝地坚守学术使命，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法制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学术品质精益求精，能够因应时变，在维系学术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创新，确立其在法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这样可以使学科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保持学科发展活力。

神秘数字对人类法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新式法律教育的出现，使法律职业群体逐步走上专业化轨道。

［16］ 屈永华：《浅论中国法制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黄博士就学科和学科史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学科史不同于学术史，法律史也区别于法律史学。

［38］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兼职教授包恒先生考察了法律史学科对统一法、欧洲法、中国法和以色列法的影响的一些例子，认为法律史对法律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制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正在逐渐走向边缘化，处于被冷落的困境之中。

［22］ 张薇薇：《想象中国的方法：法史研究之意义》，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在论述法律的历史性观点时，许教授认为，首先，历史是人存在的时间表征，是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人世生活规则的存在形态，是人世及其秩序的时间意象。［32］郭明教授以中国监狱学史研究的若干历史理论问题为例，探讨了部门学史对法学史研究的一般意义。［21］ 曾尔恕、黄宇昕：《二十世纪外国法制史学述论》，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暨曾尔恕教授会议研讨发言。

另外，还有一块园地，是分析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律的积极作用。但历代刑法志大都以刑法为中心，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

在所有的法律传统中，对于法律概念、规则与原则的解释常常需要诉诸历史，因为所有的法律概念、规则与原则，特别是作为法律和法学的基本表意工具的法的概念和范畴，均承沿自既有的法律文本，一代一代上溯，常常总有其源头，此即法律传统。陈教授还运用自己提倡的新的方法论对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固有的用语如法官、司法和法理等词汇进行了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考察，揭示词汇背后的时代变迁及其内涵，进而对宋代的司法传统进行解读，澄清了人们在这些用语使用和理解上的一些模糊认识。

在论述历史认识与法学认识的关系时，许教授认为，首先，法学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本体，是实在界，其他一切均不过是现象。本次会议依次采用大会发言、评议、提问和回应这种规范的学术研讨方式，使整个会议充实、紧凑，四个分主题的提炼与安排也体现了组织者的用心。